31年前，寧夏拜寺溝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毀，在對它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中，發現了迄今為止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
(一)
拜寺溝是賀蘭山東坡一條山溝，地屬寧夏賀蘭縣金山鄉拜寺口村。拜寺溝溝口稱拜寺口，自拜寺口由東向西蜿蜒約10多公里至賀蘭山腹地，西夏佛塔拜寺溝方塔曾聳立在北部一處背山面溝的臺地上。
1984年，自治區開展文物普查時，對這座高塔有過簡單記述：“方塔是一座密檐式實心磚塔，(地面起)高11層，約30米。塔身除第一層較高大外，往上一層層收縮，塔頂殘損，底座方形，底邊長6.2米”;“塔身外表施白灰，上有彩繪壁畫，但多漫漶不清。塔下原有寺廟建筑?！逼詹檎吒鶕蟽扔忻鞔M士石刻“題記”等，當時判斷方塔“可能修建于明代”。在人跡罕至的賀蘭山深山，有座30多米的高塔矗立其間，是相當巍然壯觀的!
1990年11月28日，不法分子為盜取文物，將方塔炸毀，現場留下一片廢墟。
整座古塔被炸毀，這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此事經新華社、光明日報等媒體披露，引起各有關方面高度重視。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及公安部、文化部、文物局領導迅即作出批示，責成寧夏方面“限期破案”，嚴懲犯罪分子。在方塔被炸后第三天，時任自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馬啟智即率文物考古和公安機關人員進山勘察現場，協調部署破案。據公安機關初步鑒定，犯罪分子是用TNT混合土炸藥將方塔炸毀的。但因方塔所在地遠離村落人煙稀少，現場犯罪證據提取不足，此案久偵未破，至今仍是一樁遺案，犯罪分子未能得到應有懲處。
(二)
1991年8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自治區文化廳、文管會責成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考古工作隊，對拜寺溝方塔廢墟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已年屆六旬的文物考古研究員、資深專家牛達生主動請纓擔任領隊;孫昌盛、林海、劉伯錞等任隊員。他們希望通過這次發掘，了解方塔的基本結構，發掘出有可能埋藏的文物典籍，這對于研究我國古代建筑形制和社會形態是有重要意義的。
這次考古發掘條件艱苦。無路可進：拜寺溝山大溝深，原有泄洪形成的路徑被土石掩埋，崎嶇山路上布滿大小巨石，有時需攀爬前行，行裝工具、生活用品全靠從溝口用毛驢馱運。無處棲身：帳篷等物無法運入工地，考古隊員只能寄身在自然山洞和廢棄毛石窩棚，深山氣候多變時而悶熱難當時而寒氣襲人，晚上過著穴居野處的生活。補給困難：飲水需到十多里外山泉汲水，食物靠考古所后勤每周送一次，常因天氣、運力原因斷水、斷糧?？脊抨犼爢T團結互助，同心協力，在駐軍某部炮營一個排青年戰士參與下，共同克服種種困難，經過一個月2個階段的艱苦努力，較好地完成了預定考古發掘任務目標，為廓清方塔形制和搶救被埋文物作出了重大成績。
拜寺溝方塔考古隊全體隊員，第二排左起第五名為牛達生先生
(三)
這次考古發掘，基本探明了方塔的造型結構及其建筑特點。
經過對堆積如山的方塔廢墟磚石泥土的清理，在其殘斷的塔心柱上發現有墨書漢文和西夏文的“題記”以及仁宗仁孝“發愿文”，結合出土資料，確定該塔建于西夏惠宗大安二年(公元1075年)，未經后世(修繕)影響，是一座國內少有的始建于西夏時期的古塔，其被炸毀時已存世915年。
方塔是一座共13層高(地下淤埋2層)的密檐式磚塔，是我國最早的方形實心塔。方塔的建筑結構，與寧夏及其他地方現存西夏佛塔相比較，保留了更多的唐代古塔特點：塔身直接建在塔基上，不設基座;不用白灰，而用黃泥作漿淌縫;第一層較高，從第二層起層與層間之高度相應收縮;疊澀出檐短促，壁畫裝飾簡樸，塔壁采用壁畫裝飾的有窗無門直欞假窗樣式;用塔心柱從下而上貫穿全塔，塔體全部逐層用磚鋪砌，只在第三、十、十二層圍砌預留出塔心室。方塔建筑，較多的受到唐代建筑的影響，與國內現存其他佛塔對比，確認方塔是國內現在唯一保留了塔心柱貫穿全塔的古建磚塔。
在發掘清理拜寺溝方塔廢墟的同時，考古隊對溝口至方塔區域的西夏建筑遺址也作了深入調查。據史料記載，西夏王朝崇奉佛教，而當時賀蘭山東坡“峰巒蒼翠”，“水草豐美”，被奉為“神山”、“圣山”，自西夏第一代皇帝景宗元昊起，除在賀蘭山中建筑離宮別墅，還大興土木修造佛塔寺院，至明代山中尚有“頹寺百余所，大抵西夏時舊址”?？脊抨犜谡{查中發現，在這長約15公里的范圍內，山溝南北有大面積西夏遺址，沿溝從東到西還有大小南寺、方塔寺廟、殿臺子和南北花園等多處建筑遺址。其中，方塔區原是寺廟建筑群落，遺址總面積達20多萬平方米。殿臺子遺址也似寺廟建筑，總面積約5萬平方米。遺址區內，尚可見基址、石砌護壁、條石石階、鋪地方磚等，板瓦、筒瓦、滴水、瓦當、脊獸殘件等俯拾皆是，部分為琉璃構件，其當年輝煌壯麗隱約可見。
(四)
更為慶幸的是，這次搶救性考古發掘，從方塔廢墟原第十或十二層塔心室處，清理出土了《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以下簡稱《本續》)等11種西夏文、漢文印本、寫本佛經、殘經、漢文佚名“詩集”以及佛畫、絲織品包巾、荷包，銅鐸、小泥佛(佛擦)、小泥塔(塔擦)等數千件遺物，若干建筑構件殘件，其中以《本續》尤為珍貴。
自上世紀初以來，隨探險、考古活動開展，西夏文文書偶有發現，其中以俄國旅行家柯茲洛夫1908—1909年率領的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先后兩次在我國內蒙古黑城地區發掘出八千余件西夏文文書最為轟動。建國前后，我國文化工作者在原西夏故地也多有發現。這些西夏文文書，多為刻板印本、寫本，且大部分屬元代刻印本，或是殘頁，只有于1987年在甘肅武威市一處西夏窖藏中發現有西夏文泥活字版《維摩詰所說經》(下卷)，付印時間不詳。拜寺口方塔所發現之《本續》，計有9冊10多萬字，因其是西夏文本，又是完本，一出土即格外引人注目。
發掘清理告一段落后，牛達生用3年多時間，對《本續》刻苦研究，孜孜以求，陸續取得了諸多重要科研成果。
經對從方塔題記和《本續》題款、裝禎、紙質、內容等各方面綜合考證，認定《本續》是12世紀下半葉西夏后期仁宗天盛或乾佑年間所印西夏文印本。
出土的《本續》包括4個部分，記有佛經《本續》3卷3冊、《要文》1卷1冊、《廣義文》半卷1冊、《解補》4卷4冊共9冊配套成龍。其翻譯自藏文的藏傳佛教密宗經典，但是在古《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等文獻典籍中未見其被存目和收錄，系西夏文藏傳佛教佛經中的最早印本和海內外僅存孤本。
通過對其印刷版式的反復考究，發現《本續》存在版框欄線多不銜接，版面設計多有變化，經名、頁碼字無定規，倒字較多或偶有錯字，同一頁面字體墨色不勻、透墨深淺有差等現象，更有隔行字間似“夾有竹片”因未固牢未固平留下印痕的特點。其時，西夏文刻本印本已趨規整，達到一定水平，上述這些現象在刻版印本上是不可能發生出現的。據此推斷，《本續》是西夏時期活字印本而不是刻版印本，是木活字印本而不是泥活字印本。1996年9月，寧夏文化廳將牛達生這一科研成果報送文化部請求鑒定。11月6日，文化部科技司邀請國內著名文物、博物、考古、西夏學和印刷、版本學界專家組成鑒定委員會對《本續》進行鑒定，作出《鑒定意見》：《本續》“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它對研究中國印刷史(特別是活字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藝具有重大價值”。為表彰這項科研成果，牛達生先后榮獲國家新聞出版署印刷行業最高獎“畢昇獎”和文化部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對拜寺溝方塔的清理研究和《本續》被鑒定為“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西夏王朝所建造方塔借鑒保留了眾多唐代以來中原塔型特點，證明黨項氏部族在自西部東遷建立政權割據過程中，是逐漸與中原漢族相濡雜居融和，逐漸接受漢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文化意識、宗教習俗滲透影響，自古以來中華各民族就是相與共進共同發展進步的。我國唐代發明應用雕版印刷到宋代發明運用泥活字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印刷技術的興盛時期，比起西方應用活字印刷要早400多年。這個階段，正是古“絲綢之路”開啟構建，東西方商業貿易開展，中華文化向西方傳播的時機?！侗纠m》體現了將西夏文化(包括西夏文字)、吐番文化(包括藏密經典)和中原文化(包括印刷技藝)完善地相結合，既反映出西夏在中華文化向西方傳播中必然起到的不可或缺的橋梁作用，也是中華各民族文化相互影響融和的歷史見證?！侗纠m》的發現，再一次無可辯駁地證明活字印刷起始于中國，捍衛了中國對印刷術的發明權及其對世界文化發展的偉大貢獻。
《吉祥遍至口和本續》
(五)
《本續》的發現并鑒定為“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在木活字印刷術發明應用上，對學術界也提出了一個未解的問題。
自上世紀以來，我國唐宋時期的印刷品已多有發現，諸如唐武周時《妙法蓮華經》、唐時《陀羅尼經咒》和《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遼時《契丹藏》、金時《趙城藏》等等，但這些均屬漢文雕版印刷品。而據歷史學界、文物考古學界、印刷學界的權威論著，泥活字印刷術(當時也有木活字雛形)是畢昇(?——約1051)在北宋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發明并應用于印刷實踐，這已得到世界公認。木活字印刷技藝是元代王禎(公元1271——1368)于元代貞元元年(公元1295年)至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在任宣州旌德縣及信州永豐縣縣令期間，創造并改進木活字印刷術取得成功，在其所著《農書》中附撰《造活字印書法》將這門技藝記述推廣，這也是經過史料記載得到確認的。但是，據學術界考證，目前已知的海內外所藏“二千多種”木活字印本均為明清朝代印本，迄今為止尚未發現宋元時期漢文的木活字印本實物，歷史記載闕如。畢昇所在時期與《本續》面世幾乎在同一時段，而王禎創造木活字印刷術則比《本續》印行晚約百年。學術各界普遍認為，西夏國的印刷技藝是得益于中原印刷術的傳入影響而運用的。而當我們今天回首認真研究西夏政權建立以后，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生活、宗教等各個方面，有許多向中原王朝的借鑒，但也多有其自身的革新和發明，特別是它在秦統一中國并“車同軌，書同文”的一千年后，獨出心裁地發明了“依音立字，語及句成”嚴謹實用的西夏文字，不難發現西夏黨項民族是一個聰慧、睿智的民族。西夏時期，印刷作為一門手藝、成為一種行業，某種程度上是與皇家崇奉佛教、大量刊印佛經而共生的。據史料，當時，西夏政府設有“秘書監”、“漢番學院”等，專司著書修史、文籍編纂諸事;設有“紙工院”、“刻字司”，并委派“頭監”多名，統管造紙、印刷事業;佛經等典籍印制主要由皇家寺院承擔，民間私刻也相當活躍;某些西夏佛經中，已有“活字新印者陳集金”、“御前疏潤印活字都大勾當”的款識，考古學界對西夏時期有活字印刷也早有論及。這些無不證明西夏時期印刷業曾相當興盛。那么，西夏文木活字印刷術，可能就是其自身文化發展的衍生，用現代話語說是其一項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造發明，也并非是不可能的。當然，這個問題還有待于我國學術界專家“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以得出完全明確的結論。
(注:本文所涉多項典籍未予注釋)